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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学翻译的解释力的不充分性
Date:2009-3-24
摘要：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系统的、动态的新途径，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然而，该理论也有其不可忽视的盲点。本文从文化地位、意识形态、译者的诗学观与主体性①等角度分析其对文学翻译的解释力的不充分性。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文化地位 意识形态 译者的诗学观与主体性 不充分性
On the Non-adequacy of Polysystem Theory in
Explain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Zhang Qiyan
(College of Art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Polysystem Theory, an important bran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approaches translation phenomena in a systemic, dynamic, descriptive, functional, target language-oriented way and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broadens the horiz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peeds up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non-adequacy of this theory in explain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ultural position of a nation and/or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in a given literary polysystem in relation to the source culture, ideology, translator’s poetics and initiative.
Keywords: Polysystem Theory; cultural position; ideology; translator’s poetics and initiative; non-adequacy
一、 引子
多元系统理论是Itamar Even－Zohar于七十年代早期在研究以色列希伯来文学一种的模型时，基于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以充分的解释。这些系统各自有其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多元系统”。因此，Even－Zohar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Even－Zohar，1990）。
后来这一理论被用于翻译研究。根据这一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文化地位决定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者的翻译策略。Even－Zohar概括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处于中心地位的三个社会条件：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某种文学尚还“幼嫩”，尚处于创立阶段；2）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3）在一种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Even－Zohar，1990）。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对于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方针都有影响。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翻译与创作的界线就模糊了（diffuse）。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就参与创造新的、一级（primary）模式，译者的任务相应地就不是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repertorie）中寻找现有的模式，而是乐意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此时，译文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adequacy）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即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翻译文学的行为就截然不同，此时，译者的任务就是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存二级模式，译文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其结果导致译本的充分性不足（ibid）。
多元系统理论突破了以对单个文本的静态的、孤立的共时研究方法衡量成败的早期翻译研究学派的局限，并将翻译研究放在更大的文化环境加以动态、系统研究，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但是当我们拿这一理论来观照复杂多样的翻译现象时，总觉得有点圆凿方枘。20世纪初期，中国面临严重危机：康有为在他的《强学会叙》中写到“俄北瞰，英西睒，法南邻，日东耽，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引自陈福康，2000：93）。这时候，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地位，按照多元系统理论，中国文学系统中，翻译应该占据中心地位。然而，日本学者遵本照雄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原创小说在数量上超过翻译小说。（王克非，573）国内已有学者（王东风，2000；廖七一，2000：68；谢世坚，2002）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但由于王东风与谢世坚都只是从该理论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这一方面提出批评，而廖七一则是从该理论的论证方法、理论基础、研究领域等方面的不足提出批评。至今国内尚没有文章对这一理论对文学翻译的解释力不充分性进行探讨。因此，本人拟在这方面作一些深入的讨论，以求引起国内学人对这一问题有充分地认识。
本文以为，多元系统理论对于文学翻译的解释不充分性的根源在于如下几个方面：1）过分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疏忽了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从而把丰富的翻译现象简单化2）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决定论，忽视了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④和译者的主体性，能动性与超前性；3）过分强调两极，忽视中间，结果导致研究方法的僵化、简单化，忽视两极之间的各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这样就导致了该理论在研究翻译现象时出现两对有趣的悖论――1）一方面该理论认为译者的翻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只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而又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视而不见。2）一方面该理论试图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孤立的文本对照的翻译批评理论，开辟一条动态的、系统的翻译研究途径，但由于它过分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这又使它最终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落入理论僵化、绝对化的窠臼，因此无情地遮蔽、抹煞了译者的作用，把翻译看成完全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机械的、简单的、直线的现象。
本文拟从文化地位、意识形态、译者的诗学观与主体性等角度来探讨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翻译现象时的不足。
二、 文化地位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往往受译入语与源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与强弱的影响。如源语比译入语文化地位高，翻译时译者往往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更可能地接近原文，也就是说，译文在复制原文的文本关系时的充分性的可能性更大。反之，如果源语比译入语的文化地位低，译者往往表现得更为保守，倾向于采取归化的策略，以维护译入语的稳定性与纯洁性。此时，译者更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我们必须承认，翻译不论是在选材还是在翻译策略上都与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的选定并不完全取决于两种语言间的相对地位，它们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如意识形态、译者的诗学观、赞助人、翻译的目的、所译材料本身的特点等）的影响。因而，文化地位对翻译的影响不是绝对的。上面我们已经谈到，由于这一理论过分强调了源语与译语两者之间的文化地位的对立，并将它绝对化，从而忽视了文化的动态发展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入语与源语两者之间不是截然对立时的翻译情形。这样就往往难以解释两种文化地位相当时的翻译情形。例如，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时期。20年代，各种流派相继出现，表现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和精神世界方面的问题。30年代基本上是左翼文学占主导地位，从30年代后期起，文学界分化成各个流派，又出现了纷繁多样的局面。总的来说，现代派文学与左翼文学是这个时期两股最大的文学思潮。从这个时期起，美国文学开始发生世界性的影响（http://www.chinatranslate.net/world/usa-guide/Literature/history/history4.htm），而当时的中国尚处在半殖民的社会，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相对中国而言，美国处于强势地位。按照多元系统理论，这时将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到美国时，应该是采用归化策略。而庞德1915年出版的《华夏集》却反其道而行之，该诗集翻译的出版在美国文学史上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甚至导致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形成。用Even-Zohar的话说就是，庞德的翻译参与创造了美国文学新的、一级（primary）模式。同时多元系统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处于强势文化的人也会提倡“异化”翻译策略。如美国学者文努迪（Venuti）提倡“译者应尽量让译者[现形]，以抗拒性的策略来代替传统的流畅译法”。（陈德鸿，2000：236）。19世纪后半叶，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列强各国也加紧侵略中国，而英国则是当时的第一强国。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中国的文学翻译到英国，应该采用归化策略，而理雅各（James Legge）在翻译《中国经典》时，“以忠实存真为第一要义，一以贯之的方法是直译加注，传达原文信息丝丝入扣，保存原作形式不遗余力”（王辉，2003）。袁锦翔认为“理译最显著的特色是译笔严谨细腻”，刘重德说理译有七大优点：“用词确切，表达清楚；紧扣原文，依次递进；补其不足，理通文顺；善用句型，灵活多样；词性转换，大见功夫；保留形象，语言朴素；紧扣原文，切合风格。”（ibid）
因此，本文更倾向认为文化对于翻译的影响不是来自两种文化地位的强弱，译入语与源语之间好比贸易的双方，虽说这种贸易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公平的”，但它们之所以能进行不是因为它们的地位悬殊，而是源自它们各自的需求，翻译是两种语言间互通 “有” “无”的过程，尽管翻译不是“天真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强弱有时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翻译的选材与策略，其实这是建立在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中的某种因素的需求基础之上的。
三、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采用的是罗特曼（Yury Lotman）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即“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文本。”（引自王友贵，2003）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对译者及其翻译策略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的呢？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一个方面。上文已经指出，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缺点就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忽视非主流形态的作用。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往往不是仅存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多种意识形态共存。要是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的话，那么不论是主流的意识形态，还是那些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这样，不论是翻译文学处于Even－Zohar所概括的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一个社会的翻译行为也不会是如他所说的那么单一，而应该是复杂多样的。这里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来讨论：
1） 不同的人在认同同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表现出的反应并不一定完全相同。例如，在中国近代史上，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文化上处于弱式，面对亡国忘种之威胁，在救国救民、再造中华的这一意识形态的制导下，中国学者做出的回应却截然不同。这首先表现在翻译材料的选取上，“弱国模式”的翻译家翻译最多、倾注最大热情的作品，不少是那些跟中国有着相似经历的弱小国家，它们都曾经拥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和辉煌的历史，但是在近现代历史上都衰弱了，或亡国、或亡种、或沦为强国的属地和殖民地。译者翻译昭示弱小民族的悲惨境地，旨在警醒国民 “不变革必亡国”的思想，传达的是中国人的亡国亡种的恐惧与忧虑。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一大批翻译家，出于同样的唤醒国民的动机从事文学翻译，他们却采取不同于前者的策略。他们不是以而“揭示‘弱国’的惨烈和沦为‘弱国’的根源来唤醒国民，而是挺进到强国之中，试图揭开强国之‘秘密’，或介绍强国之立国之本、现代意识来唤醒国民，造就或涵养新国民。”（ibid）。类似的情况在国外也有，英国在把印度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之后，也加紧对印度的文化殖民，“到二十世纪初，英国文学已在印度取得了明显优势。为此，印度学者着意从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德国、葡萄牙、俄国等，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来抗衡英国文学”。“印度学者毫不掩饰对法国文学的偏爱或对英国文学的打压。例如，印度著名作家兼翻译家Premchand曾多次撰文表示法国文学优于英国文学”， 以此来表示“对英在印的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不满和反抗”。(引自蒋骁华，2002)。
2） 其次，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也体现在翻译策略的选取上。但意识形态对一个时期的翻译策略的影响也不是一元的，而呈现出多元性。例如，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出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文化上也处于弱式，按照多元系统理论，中国当时的翻译文学应该在文学翻译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翻译就会参与创造新的、一级（primary）模式，在翻译策略上也应该尽可能地采取异化的翻译手段。然而，只需我们稍微审视一下当时翻译的情形，我们就不难发现，当时是 “直译”与“意译” 两种翻译方法并存的。当时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进步势力与梁实秋为代表的右翼文化势力的交锋，就是有力的见证。王东风（2000）因此对多元系统理论做了一些修正，并认为这是译者的主观认定所致。王东风虽说看到了这一理论的局限性，却没有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处于弱式文化的民族在翻译别国文学时，异化与归化两种方法并存的现象，古今中外，均不乏其例。例如印度虽然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但“印度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不仅在宏观上以翻译大量的外国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等手段来抗衡英国文学与文化，而且在微观上通过采取语用翻译策略抵御着殖民文化的不断入侵”。（蒋骁华，2002）。在当今社会，相对于英美国家而言，中国处于弱势地位，但在中英互译时，也并不是如多元系统理论所说的那样，异化策略占据主导地位②，而是异化与归化两种策略并存，去年《中国翻译》上针对“归化”、“异化”、“意译”、“直译”之间的争论足以证明这一点。
四、 译者的诗学观与主体性
我们知道，译者是社会的人，他的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当时的诗学观等等都会影响翻译的选材、翻译的策略和方针。译者并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动的主体。翻译时，他一方面受社会因素影响，但其主观因素亦不可忽视。不论是选取翻译材料，还是选取翻译策略时，他们都受其诗学观与主体性的影响。胡适在担任《竞业旬报》主编期间，其翻译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政治化的倾向。在此期间他翻译了《六百男儿》、《缝衣歌》、《惊涛篇》等。在留美期间，他对文学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文学直接的功利性逐渐减少。这段时间他译诗数量不多，不足十首。但其译诗的主题显然变得宽泛了许多，包容性也逐渐加强，译诗不再是社会批评或战斗的武器，除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带有明显的“经世济用”意识和战斗热情之外③，其余大多集中于宗教的玄学智慧，如《大梵天》、《墓门行》等。1918年到1919年是胡适诗歌翻译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此间翻译的诗歌包括《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等。从此其诗歌翻译无论是主题的选择还是形式的选用走向成熟。“胡适译诗主题的嬗变自有其社会历史的背景，但同时也有胡适人生观和文学理念逐渐成熟与发展的根据”（廖七一，2003，着重号为引者加）。
翻译家穆旦也是一个在翻译上表现出译者强烈的诗学观与主体性的典型。从他回国后的创作、翻译的嬗变轨迹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鲜明的个性化品格。1953年留美回国，他的文学创作与当时中国的文学观念存在巨大的差距，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观念，他只好暂时放弃诗歌创作，转而翻译苏联文学，如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别林斯基论文学》等。这一时期，他还翻译了普希金、雪莱、拜伦、济慈、布莱克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当时也被认为是革命的、积极的浪漫主义代表”。正如张曼（2001）所说，“穆旦的转变不是外在的压力所做的“知识分子改造”,而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是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知识分子的真诚的自省。” 穆旦的翻译选择虽然追求当时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认同，同时他仍坚持自己对诗歌艺术的审美标准。即使翻译拜伦、雪莱的诗歌，也体现了他的审美个性。他没有选择更加符合意识形态的拜伦的《该隐》,而是选择了他的抒情诗《唐璜》;没有选择雪莱的政治抒情诗《伊斯兰的起义》、《解放的普密修斯》,而是选择了《云雀》等抒情诗（张曼，2001）。穆旦翻译与之有着相似人生经历、相似的诗思、相似的表现手法的丘特切夫的《丘特切夫诗选》、以及翻译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格格不入的艾略特、奥登、叶芝的现代派诗歌，都彰显了个人的审美特性（Ibid）。
五、 结论
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纳入到一个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研究，使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对文本进行孤立的、静态的对比中解放出来，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但是任何理论都不能绝对化，正如Peter Newmark所说，“‘决定论’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思想意识的超前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译者、翻译职业和翻译文学的创造性”（引自蒋骁华，2003）。这是国内学人们都需要谨记的。另外，文化究竟如何影响翻译，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 文化地位、意识形态、译者的诗学观与主体性这三者彼此联系，因为它们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故而本文拟对它们分别进行讨论。
② 虽说国内有学者如刘英凯先生早在1987年就在《归化――翻译的歧路》中倡导异化翻译，近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如孙致礼等）也认为异化是将来翻译的趋势，但这些学者提出和倡导异化翻译时，并不是因为认为我们中国文化弱于别国文化，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文化交流。
③ 胡适重译《哀希腊歌》带有明显的“经世济用”意识，但他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译诗诗体上的探索和尝试。
④ 李德超，邓静通过对清末民初对外国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译介情况进行对比，发现短篇小说的译介要比长篇小说的译介要迟，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具有发达的长篇章回小说传统，早期的中国读者早已形成了一定的欣赏小说心理和阅读习惯。而短篇小说，即使有人阅读，都只限于中国的传统的短篇小说，因此对西方的短篇小说产生抵制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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